『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外卖骑手困境与诺兰新片《信条》。

“多等5分钟”：消费者是外卖骑手困境的罪魁祸首之一吗？

9月8日，《人物》杂志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社交网络，引发网友强烈反响。《人物》团队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和行业观察者的交流，指出平台出于逐利目的外卖系统不断优化算法，压缩外卖骑手送餐时间，转移种种人力成本，让外卖骑手始终处于“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的阴影之下。

一时间，“外卖行业如何成为高危职业”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也让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在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舆论压力，饿了么于9月9日凌晨1点率先发布新功能，在结算付款页面增加“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选项，同时给历史信用好的骑手提供鼓励机制，他们的个别订单超时将不用担责。

这项举措再度引发网友热议。在许多网友表示愿意“多等5分钟”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网友质疑这是平台方对消费者的道德绑架，看似把问题的解决权交给了消费者，实际上却是把平台和骑手的矛盾转化为骑手和消费者的矛盾。

2019年，深圳福田，中午时间外卖送餐员骑电动车送餐。来源：视觉中国

9月9日下午，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回应称，外卖骑手的关系是与企业的关系，其需要遵守的规则也由企业即平台制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商业行为也是针对平台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你拿外卖骑手的过错、他的违规、他的撞人、他的闯红灯，让消费者去承担下来，这显然是有违基本逻辑的，”唐健盛说，“要理清外卖平台、外卖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外卖员与消费者都是通过平台产生的关系。商业是商业，外卖平台在管理方法方面需要做进一步改善。”

“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

评论认为，仅仅只是增加用户“多等5分钟”的功能并不必然能解决骑手不合理接单和送餐时间过短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位顾客愿意多等5分钟，系统是否会为骑手派更多的单？或者骑手是否会因为一位顾客愿意等待而将本应优先配送的餐品延后，转向另一位不愿等待的顾客？在这种情况下，多出的5分钟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宽裕的送餐时间，反而是平白牺牲了愿意等待的顾客的善意。撰稿人陆鹏鹏认为，和给予消费者“多等5分钟”的选择相比，平台更需要改变的，是平台自身的算法、系统、骑手KPI、派单系统、导航路线等内容。

从各外卖平台一轮轮地烧钱开拓市场到如今形成美团和饿了么两家独大的局面，中国外卖平台已有了4亿用户，约占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一半。就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而言，消费者的确在平台业务扩张和打造劳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南风窗》

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外卖生意其实建立在“懒人廉价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它解决的是用户“懒”的需求和痛点，尤其是当下的职场人士，工作的繁忙让他们有降低觅食时间成本的强烈需求，而外卖恰好满足了人们向生活“借时间”的需要。在逐利的资本看来，只有不断满足用户“便捷低廉”的需求，才是符合“市场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的。而只要这个核心逻辑不变，无论是“多等5分钟”还是“宽裕8分钟”，都无助于解决外卖骑手的困境。

《人物》报道指出，消费者实际上已经在资本的宠溺下变得越来越挑剔了。报道援引学者卢泰宏在《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数字时代提供的便利已经让消费者“拥有不用于以往的、对市场更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注重用户量和订单量的外卖平台也用算法构筑起一种权力结构，让消费者位于权力顶端，让消费者不仅可以洞悉骑手的一切，而且对骑手拥有“一****否决权”。这种完全倾斜的评价体系和越来越快的送餐速度让消费者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这或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外卖骑手的身体和精神负担。

郑广怀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率领团队调研、发表《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的报告，他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也谈及了算法困境中的消费者责任问题。郑广怀指出，在传统制造业里，矛盾主要在劳资之间，而现代服务越来越将消费者纳入到评价与监督体系中（比如五星好评和点赞），这意味着劳资矛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工人与消费者的矛盾，“消费者协同资本共同监管工人的劳动过程是服务业的重要特点。”

2018年4月15日，深圳大学学生宿舍西南区。宿舍楼门口新设立了外卖机，之后宿管禁止外卖小哥随意把外卖堆放在门口。天猫tv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识破这一资本陷阱，重新意识到技术的便捷无论如何是有边界的——再高级的技术也无法建立一个完全无缝衔接的社会，受制于复杂外部环境的人类永远面对肉身局限——并反抗资本的操控和压榨，就变得非常重要。郑广怀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消费者距离愿意超越简单的物美价廉的逻辑、深入到劳动过程中，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需要更深入的信息披露和更自主的消费者组织，也需要行业中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示范和引领。

“这个时代，人人都觉得不容易，但可能比较悲哀的是，我们也是他人不容易乃至更不容易的来源。这种‘不容易’可能在社会阶级结构中被自上而下地加码传递。有时候，我们把它理解成‘社会韧性’，韧性固然有，但你不能期待底层有最大的人性。”郑广怀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偏好进行最大化道德限制，从而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

诺兰新片《信条》：烧脑巨制为何这次“不香”了？

9月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最新影片《信条》（Tenet）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承载着在挽救疫情下全球电影市场使命的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吸引了诸多关注，上映后则不出所料引起热议。截至日前，《信条》在豆瓣上已有28万人打出了7.8分。与热情的中国影迷相比，国外媒体对《信条》的评价更为严格——目前IMDb是79分，烂番茄新鲜度74%，Metacritic低至69，是目前诺兰评价最低的作品之一。

《信条》延续了诺兰对“时间”概念的痴迷，讲述了一个“穿越时空”拯救世界的故事：约翰·大卫·华盛顿饰演的男主角是一名CIA特工，他在一次失败的反恐任务中与一个名叫“信条”的神秘组织相识，了解到了该组织掌握的逆转时间技术已落入俄罗斯军火寡头安德烈·萨托尔（肯尼斯·布拉纳饰）之手，后者意图用核反应堆和这项技术毁灭全世界，而男主角的任务就是带着搭档尼奥（罗伯特·帕丁森饰）逆转时间，阻止这一阴谋。

作为影片设定的核心概念，“时间逆转”在大荧幕上呈现的种种视觉奇观令观众津津乐道，它的“烧脑”也引发了诸多讨论。然而《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评论认为，导演过于追求新奇设定，导致形式与内容脱节，许多情节经不起细究。比如全片第一场歌剧院大战，外交官带着核装置来听歌剧非常不符合常识；主角拿这个关系全人类安危的核装置去交换一位虽然很美但非亲非故的女人质也不符合特工的正常思路；另外，身为家暴受害者的女主角在电影中段已经杀了一回丈夫，时间逆转后的再次杀夫就被削弱了力道和必要性。

“复杂的时间穿梭，只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团体操，里面完全不体现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只有导演假时间之名要求人物服从安排。这或许是此片最反讽的地方，《信条》这个片名只剩一个回文形式，而丧失了‘信条’的本质。”文章写道。

《信条》海报

《人物》评论文章《为什么不动人？》认为，《信条》的时间设定固然精妙，但它牺牲了人物的情感表达，更具体而言，《信条》搁置了大多数穿越题材科幻片绕不过去的祖父悖论的讨论，因而丧失了情感张力。所谓祖父悖论是一种有关时间旅行的悖论，指的是如果穿越回过去在自己的父亲出生前把祖父母杀死，自己是否还能存在于世？优秀的科幻电影在面对祖父悖论时通常有两条探讨路径，一是坚持“回到过去并不能改变世界本来走向”的世界观，将人在主观能动性和宿命论之间的悲怆张力发挥到极致（比如《少数派报告》《12猴子》）；二是改变过去，勇敢创造出一个与现世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比如《源代码》）。

前因后果，相互咬合相伴相生，命运循环往复——这种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给予无数电影人以创作灵感，然而《信条》却完全放弃了这个结构中的悲剧性。这个悲剧性源于主人公对命运和选择后果的无知，它赋予了人物行动和思考的勇气和热情，也是打动观众的最重要的点，但《信条》并没有体现这一点。片中人物明明已经看到了循环的无意义，却无人反抗，反而兴致盎然地去迎合它，完成它。作者梅雪风认为，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循环，让死亡失去了重量，也让牺牲变得多余：

“这就是这部影片的真正问题，当死亡变得不再可怕，所有的选择也就没有了意义。诺兰的潜意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从不让他的主人公停下来思考，也顺便不让观众停下来思考，因为一思考，上帝和人类就会发笑。”

“澎湃·思想市场”

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包括《信条》在内的诺兰所有科幻片都不给“科学”作出扎实的理论依据，也不在“幻想”的部分作出任何创造的努力。“时间逆转”宛如超级英雄的超能力一般在影片中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而导演则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消解了时间本身广博的内涵和它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于是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是，时间逆转仿佛对人类心灵、处境没有任何影响，人物也仿佛并不关心时间逆转技术的其他可能性，只认定核武器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到了影片后半程，影片开头的冷战隐喻甚至都已消失，挽救世界危机的对抗双方不是国家或机构，而是两路雇佣兵；不同时间线上的主角在同一空间相遇所有的矛盾似乎就是打斗的胜负。

在作者九歌看来，缺乏思辨性让《信条》成了一部比动作片更简单的电影，它甚至称不上一部合格的动作片——里面既没有可信的英雄，有行事逻辑的反派，也没有真正的救赎与大义。《信条》因此只是一部高度依赖资本、大量充斥特效的爆米花电影，“诺兰胜出的地方在于，他保守的情节、扁平的人物和寡淡的信息经过视听包装以后能提供一种紧张刺激的体验，即使这种体验会随着期待值的提升而不断打折；但这没有改变本质上，他的作品和马丁·西科塞斯批评的漫威电影越来越相似，苍白贫瘠而缺乏情感和力量：没有人身处真正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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